2020年浙江省考申论范文：“属地管理”不是责任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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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层减负，规范“属地管理”是重要方面。“属地管理”，就是根据所在地域确定具体管理机关，从守土有责的角度确保治理有效。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属地管理”在明确责任、推动工作落实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注意一种倾向：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属地管理”为由，把一些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大的、棘手的工作推给基层，导致基层不堪重负。

 

　　对此，《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明确强调：“厘清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按照权责一致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科学规范‘属地管理’，防止层层向基层转嫁责任。”应该说，“属地管理”的制度设计初衷是好的，如果执行到位，能够实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然而，如果把“属地管理”泛滥化，以属地之名“压担子”“甩包袱”，把分内工作、应担责任向下传导，与落实工作、提升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就是改头换面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有基层干部反映，“属地管理”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有的乡镇一年签订的责任状、任务书多达四五十份，信访、国土、环保、安监等工作一股脑全都“属地化”；本应条块协同、上下联动，有的地方和部门却把该自己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层层转移到基层，有些部门理直气壮当起“裁判员”。有人如此感慨：“名曰‘属地管理’，实为推诿扯皮。责任担当抛脑后，只向易事招手。”凡此种种，不仅让“属地管理”走了形、变了味，更导致基层出现“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错位。看似层层压实任务，实则层层转嫁责任；看似逐级落实工作，实则在“甩包袱”。

 

　　“属地管理”之所以出现泛滥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职责不清、边界不明，因此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关键在于厘清职责边界。有这样一个基层治理案例：山东省高密市朝阳街道社区网格员在巡查时，发现一个小区有违章建筑，网格员向“乡呼县应”平台发起呼叫。平台指挥中心向“响应”部门派单，相关部门分别根据职责作出处理。至此，一个违建执法事项闭环办理完成，前后总共不超过10个工作日。当地干部感慨，“建立起‘乡呼县应’机制，有效解决了乡镇‘看得见管不着’、职能部门‘管得着看不见’的问题”。实际上，只有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划定“属地管理”事项责任边界，才能防止“属地管理”变味走形，才能真正为基层干部减负、让基层治理优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干部是我们党执政大厦地基中的钢筋。当前，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污染防治，都迫切需要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需要科学规范“属地管理”，真正发挥“属地管理”的治理效能。为此，《通知》既强调“放权赋能”，“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也强调“权责一致”，“各级领导机关要打破开展工作的传统路径依赖，切实把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转到现代、科学、法治的轨道上来”。有了明确权责边界，基层治理就能责任分明、有序运转；有了更多资源支持，基层干部就能更有底气、更加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防止以“属地管理”为由搞责任转嫁，也是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在制度设计上厘清权责，在资源分配上放权赋能，就能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